Timeline

1989年4月15日 — 4月22日

1989年5月13日 — 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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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六四记忆（https://8964museum.com/）

北高聯成立

4月23日晚間，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劉剛聯合21所高校學生代表於圓明園召開會議，投票成立「高校臨時委員會」，後改名為「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高自聯」），成為學生運動的統一指揮中心。會議中選舉政法大學周勇軍為第一任主席，委員有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臧凱等，採取常委會輪值主席制，任期一週，不設個人主席，以分散政治風險。
當晚，清華大學內出現一份「北高聯」傳單，稱如今「黨風腐敗，社會風氣敗壞，官倒肆虐，新聞檢查盛行，教育危機四伏。」並要求全國大學生即日起聯合行動，無限期罷課。
北高聯是八九民運中的核心組織之一。六四鎮壓後，中共首次在全國範圍內公開發佈通緝令，當中21名學生領袖幾乎全是北高聯成員。

北京部分青年教師宣佈罷教

4月23日，隨著學生罷課的呼聲高漲，北大、北京科技大學部分青年教師亦宣布罷教，高校中一些大字報提出「全市高校實行總罷課」、「不達目的決不上課」，隨後越來越多教師加入此行列。

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平息動亂

4月23日起，北京抗議情勢逐漸升級。當日，趙紫陽已出訪朝鮮，由李鵬負責主持中央工作。24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向李鵬匯報北京局勢，李鵬決議於晚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共同商討處理學潮的方針。
會議中，眾人一致同意此次學潮已從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演變為動亂，且背後有人操縱、煽動鬧事，是一場「有組織有計畫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因此，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措施加以制止，先穩住北京，進而穩住全國。最後，與會成員皆同意成立「中央制止動亂小組」，由李鵬負責，李錫銘、陳希同、李鐵映等人為委員。

六萬學生開始罷課

4月24日上午，北大、清華等39所北京高校約6萬學生開始罷課。一些人在校內集會、靜坐、遊行、貼大小字報，高呼「堅決罷課」、「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等口號，試圖爭取中間派的支持。另有多所高校出現學生糾察隊，在校內勸阻學生上課；在校外，亦有許多學生到街頭演講、張貼傳單、籌募資金，並呼籲「全市人民行動起來罷工、罷市」。
當日，清華學生自治會就罷課提出四項原則：
1）堅持合理鬥爭及和平的請願
2）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3）堅持罷課不罷學
4）堅持青年學生頭腦保持冷靜
面對此局勢，李錫銘、陳希同已於23日召開首都70多所高校黨委書記、校長會議，要求各高校黨政領導積極督促學生上課、聽取學生意見，並對少數鼓動學潮者採取果斷措施。但罷課聲浪旋即越演越烈。一些高校黨委書記向上級要求更為明確的方針，而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負責人則希望盡快穩住北京局勢，以免擴及至外地。24日晚間，李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將學生抗議行動定性為：這是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畫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

北大籌委會通告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結束後，北大籌委會於校內發布通告，宣布即日起全面罷課。24日下午3時，籌委會於操場舉行全校大會，以解決組織合法性問題，共有上萬名學生來至現場。當時，籌委會成員紛紛上台致詞，隨後眾人舉手對官方學生會、研究生會投下不信任票，籌委會正式宣佈取代官方學生會，領導今後的學生運動。
有鑒於此前幾天籌委會領導層出現分歧，成員決議於25日以競選方式進行內部改組，最終由孔慶東、王遲英、封從德、王丹及沈彤組成「五人常委會」。

北高聯首次記者會

4月26日上午9時，北高聯在政法大學舉行首次中外記者會，並掛上「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和示威自由」的標語，共有2,000多名學生及上百名中外記者參與。記者會上，主席周勇軍正式對外宣布北高聯的成立，同時公告北高聯將於27日發起全市大遊行，以示對「四二六社論」的強烈抗議。在接受外國記者提問時，他們回應：「《人民日報》社論大量是胡說，是誣衊造謠，只能是激化矛盾。政府壓制學生，我們的態度是置之不理。我們提醒政府，玩火者必自焚。」
此外，他們亦對當局提出3項要求：
1）要求與李鵬等政府領導人對話，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
2）要求公安部部長王芳就「四二〇事件」中警察毆打學生一事公開道歉，並嚴懲兇手。
3）要求新華社社長穆青因新華社對「四二〇事件」進行歪曲報導公開道歉。

四二六社論

4月2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社論文章〈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史稱「四二六社論」。社論稱學生民主運動「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將之定性為「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並將日前全國各地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及學生、市民的抗議活動稱為「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的」動亂。同日，北京、上海市委召開全市基層黨員幹部會議，號召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而其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亦召開會議，傳達社論精神。
此篇社論引起社會各界的激烈討論。高校校園內出現大量大小字報以示譴責，北大學生更在自辦的廣播站反覆播出署名「一名工人」的文章〈旗幟鮮明地反對《人民日報》社論〉。而民眾則在官方刺激下，積極回應學生上街遊行的號召，從而迅速擴大了社會動員的規模。

四二七大遊行

因不滿「四二六社論」將悼念胡耀邦的民間運動定性為動亂，北京各個大學學生當晚即開始籌劃大遊行。1989年4月27日，中共建政後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在中國各地爆發，其中北京遊行示威規模最大。
當天上午，幾乎全北京的高校皆傾巢出動，學生們舉著「血諫政府」、「沒有自由，毋寧死！」、「我以我血薦軒轅」、「媽媽，我們沒有錯！」等標語，並高呼「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和平請願，絕非動亂！」、「官倒不倒，人民不饒！」等口號，於街頭匯集成上萬人的洪流。街旁的人行道、車道站滿圍觀群眾，臨街窗戶、樹上、屋頂上也都伸出人頭，他們向學生遞上水與食物，並予以熱烈的掌聲與歡呼。
當日，約40間大學的20萬學生由北大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吸引了逾百萬市民夾道歡迎。警察在數十公里長的路線雖然組成了10道警戒線，但都被遊行學生所湧過，卻無發生衝突。
曾任北高聯常委、北高聯副主席的學運領袖王超華，將此次大遊行稱為「歷史的轉折點」：「任何已經多少加入到悼胡學潮中的學生，那天都準備好了要表達自己絕不接受『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決心……『四二七』之後，同樣的政治意識蓬勃盛開，貫穿了『八九』抗爭的始終」。
根據李鵬的指示，《人民日報》刊出新的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語氣略有緩和。28日下午，李鵬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中決議當局要抓準時機，與學生展開對話。

劉曉波回到北京

1980年代末，青年學者劉曉波已在文藝理論領域展露鋒芒，其專書《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在學界引起不小反響。1988年，博士畢業僅兩個月後，劉曉波就陸續收到挪威奧斯陸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之邀，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海外講授與研究。在這期間，他的主攻課題也逐漸從中國當代文學轉向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研究。
1989年4月，隨著「悼胡」引發的一系列愛國民主運動日益茁長，身在美國的劉曉波時刻留意民運動向。他在4月20日與胡平、陳軍等10人共同發表《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審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並提出修改憲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等訴求。隨後，劉曉波等人又於胡耀邦追悼會當日發表《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建議學生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繫、保持與政府方面的對話、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等。這兩份文件在北京造成轟動，劉曉波等人也因而被當局視作學潮的幕後黑手。
隨著運動越演越烈，劉曉波再也按捺不住內心激動。他曾如此說道：「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構成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4月26日，劉曉波決定暫停在美國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於次日回到北京，全身心投入八九民運。

上海八千學生遊行

5月2日下午1時起，上海復旦大學、華東師大等校8000名學生上街遊行，這是胡耀邦逝世以來，上海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遊行。學生沿途高喊：「新聞要說真話」、「開放報禁，還我導報」、「聲援北京學生」等口號，並散發《告上海市民書》，上頭寫道：「尊敬的上海市民，我們上海高校聯合遊行示威，以聲援北京學生運動，同時要求政府減免上海上繳財政以保證解決上海住房與交通問題所需的資金，要求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察封《導報》，是對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公然踐踏。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新聞要說真話，不然，經濟休想起飛。」、「我們的行動不是破壞安定團結，而是剷除不安定的根源，這種根源就是政府權力不受任何監督所導致的腐敗。目前中國不存在表達市民願望的『正常途徑。』，通過所謂的、正常途徑表達要求，效果甚微。我們採用遊行示威、和平請願的方式來表達學生與市民的共同願望──清除腐敗，振興經濟。」
下午3時，華東師大學生率先抵達人民廣場，復旦、同濟大學隊伍則於6時左右抵達。學生們向市委、市政府提出4點要求：
1）恢復原《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
2）恢復439期《世界經濟導報》原狀；
3）取消上海市的遊行《條例》，保障學生人身安全；
4）要求新聞媒介如實報導學生運動情況。
學生們表示，若市委、市政府為在今晚6時30分前予以答覆，他們將持續遊行示威，並於隔日實現全市總罷課。
晚間8時左右，兩名學生向市政府遞交請願書，直到10時許，學生才陸續散去，有些學生高喊：「現在宣布，無限期罷課」，有些學生則向民警起哄：「明天再見！」

北高聯遞交請願書

5月2日下午，北京40逾所高校學生代表共同前往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遞交致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請願書」，請願書上列有12條對話要求，包括平等對話、學生代表由學生公推而非官派、政府代表應為政治局常委或國務院副總理等級別以上、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並全程直播、允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代表參加旁聽、不秋後算賬等。學生們限當局在5月3日中午12時前予以答覆，否則「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遊行請願的權利」。

袁木、何東昌等官員舉行記者會

5月3日上午，中國記者協會邀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鏐、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舉行中外記者會，就北高聯遞交對話請願書一事做出回應。
袁木在記者會上提到，學生在請願書中要求一系列先決條件，但雙方對話應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而後他指出請願書的幾項核心問題：
第一、學生要求由非法組織起來的「北高聯」參加對話，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學生要求同政府平起平坐，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不僅不合情理，且表現出學生幼稚的衝動；
第三、請願書條件苛刻，要求當局限期答覆，帶有威脅性質。他亦回應，從請願書中便能看出學生背後有黑手，企圖挑起社會動亂。
袁木的答覆引起學生不滿，記者會後，北高聯學生代表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詢問對請願書的答覆，信訪局局長鄭幼枚回答：「請願書中所提問題，國務院發言人在記者會上已回答，不再答覆。請同學們回去盡快復課。」同日，李鵬在日記裡稱學生的請願書內容「完全沿襲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手法」。
日後，封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後來遊行中有一條橫幅『我要求我的僕人來對話！』很形象地揭露了政府的虛偽，這個『人民政府』從來都自稱『人民公僕』，現在卻聲稱主人沒資格與僕人平等對話。袁木又大抓『長鬍子的』、『黑手』。提到這些字眼時，他咬牙切齒，一副欲致人於死地而後快的樣子，使所有知識分子對他更加憎惡。袁木原本也是知識分子，才具也頗高，卻做了御用之人，使在令人齒冷。」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成立

5月3日下午，北京28所高校約30名對話代表在北師大開會，正式成立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並立即宣布脫離「北高聯」獨立運作。會議中選出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項小吉作為對話團團長、北京大學生物系學生沈彤為副團長。項小吉學科專業為國際談判，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辯論賽冠軍，亦曾在4月29號的官方對話場上質疑袁木，最後中途退出會場。
據北京市委呈交給中央的報告指出，對話團提出3條對話題綱：一是對這次學生運動性質的評價；二是由官倒、腐敗引起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三是強調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並特別強調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爭取北高聯的合法性。這份報告引起李鵬、袁木等人的高度警覺。

全國130所高校學生遊行

5月4日，為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北京、武漢、上海、昆明、南京等30個城市共130所高校逾10萬名學生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大遊行。
上午8時半，北京各高校學生分頭在校內集結，隨後隊伍高喊「弘揚五四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科學興國，教育為本」、「對話對話，平等對話，沒有誠意，等於空話」等口號，分三路向天安門廣場行進。中午過後，學生陸續進入廣場，並於下午3時左右由北高聯代表宣讀了《五四宣言》，內容稱：「70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學子，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偉大的新篇章」、「這次學運是『五四』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學生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揚，是史無前例的、極其成功的。學運的成績還表現在一大批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成了學運的領袖，使整個行動更為成熟，更為理智」、「由47所高校代表選舉產生的『學生自治聯合會』是一個全新的組織，它對日後的民主改革肯定會大有意義，起到推動作用」。與此同時，周勇軍宣佈北京高校明天起復課。

罷課到底

五四過後，北京高校有80%學生陸續復課，唯有北大、北師大等校復課情況較差。5月5日晚間，北大數千名學生聚集於三角地進行辯論，部分學生堅持繼續罷課，直至對話開始。與此同時，北師大自治會、政法大學自治會亦宣佈了類似的決策。
5月6日上午，北大籌委會在學生宿舍發放問卷，針對是否復課進行民意調查。在1,268張有效票中，贊成繼續罷課的佔64.2%，反對罷課佔24％，棄權票佔11.8%。下午2時，北高聯根據表決結果在北師大開會，決議：
1）先由北大和北師大聯合罷課，再號召全市罷課。
2）活動以校園為主，辦講壇，出報紙，搞印刷，在校園內搞遊行示威活動。

復課條件

5月8日上午，北大部分學生仍未復課。當日，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了《北京大學籌委會關於復課的條件》，上午11時左右，他們在三角地和中關村路口貼出《復課條件》的大字報，內容如下：
1）要求《人民日報》就4月26日社論公開糾正錯誤之處﹐給整個這次學生運動重新做公正客觀的評價；
2）要求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
3）要求國務院立即公布調查官倒的統計數字﹐成立審查官倒小組﹐著手懲治官倒；
4）要求立即給《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復職；
5）要求重新審議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10條。

「新聞要說真話」

5月9日，當新聞工作者至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遞交請願書後，數千名北大、北師大學生打著「聲援新聞界的良心」、「聲援欽本立先生——中國的脊樑」等橫幅，高呼「為民說話，事關重大，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騎自行車前來聲援，隨後至《人民日報》報社前靜坐。

趙紫陽幾條建議

5月10日，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分析全國學潮情況。據《李鵬六四日記》稱，趙紫陽在會上提出幾條建議，包含：非法學生組織雖不能承認，但學生會改選不可避免；新聞開放勢在必行；抓廉政措施：審計五大公司，並交人大審查；取消對領導同志的特殊供應等。而據《中國六四真相》記載，會議後作出以下決議：
1）政治局成員按現有分工與各部門負責人一道與各條戰線群眾進行對話和座談，傾聽群眾呼聲；
2）將這次政治局會議中討論涉及需要全國人大立法或需要全國人大審議批准的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列入下次常委會議予以審議；
3）關於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設問題，政治局要再開會進行專題討論並定出具體措施；
4）要深入細緻地做好戈爾巴喬夫來訪的安全保衛工作，確保中蘇首腦會晤成功。戈爾巴喬夫訪問期間，要確保天安門廣場的莊嚴，並提前做好清場工作；
5）萬里對美國、加拿大的訪問如期進行。
當日，李鵬在日記中稱趙紫陽的發言僅是他個人意見，未經常委討論，他更寫道：「紫陽講話要害是通過新聞開放進一步煽動動亂。把對動亂的處置權由黨中央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顯露出要奪中央常委權的端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騎自行車遊行聲援新聞自由

5月10日下午，北高聯統一發動全市高校學生一同騎自行車上街遊行。北大、清大、政法大學等校約1萬多名學生響應。他們高舉「聲援首都新聞工作者」、「新聞要說真話」的橫幅，高呼「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新聞自由」、「改革不能拖延」口號，並沿途散發29所高校共同提出的請願書，提出：懇切要求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進行對話，希望中央和國務院的代表按規定的時間、地點進行對話。他們另在〈關於5月10日遊行說明〉中闡述了遊行的目的：
1）抗議政府就與學生對話採取的拖延態度，要求政府5月11日作出明確答覆；
2）聲援北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院校學生自治組織的「艱難處境」；
3）聲援5月9日記者的請願活動。
隨後，學生們先後至中央廣播大樓、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單位進行抗議。

人民日報社前的抗議

10日下午，騎自行車遊行的學生先後至中央廣播大樓、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單位進行抗議，並呼喊：「中央電台，顛倒黑白！」、「人民日報，胡說八道！」口號。
學生遊行至東長安街時，得知人民日報報社下班時間僅剩不到半小時，於是派兩隊人馬作為先遣隊飛奔至報社。據封從德《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書中描述，當時報社外群情激憤，學生依次高聲呼叫口號，並在市民的圍觀、簇擁中開始發表演說。柴玲與封從德站上三輪車帶領眾人高喊：「人民日報，造謠日報，不說真話，好好改造」、「袁木袁木，造謠有術！東昌東昌，騙人有方！」、「立本立本，說話沒準兒！」
晚間7時許，學生隊伍持續向前行，市民紛紛在路邊遞送食物、為學生鼓掌。

北高聯宣佈絕食

5月12日，隨著政府一再拖延學生的對話要求，各高校開始出現關於絕食的大字報。事實上，最初的絕食倡議在4月中旬已零星出現，到了此刻逐漸增多。封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大約在5月9日便有一張大字報，署名『25樓部分博士生』，其中提到，絕食是學生可以利用的最激烈手段，但勿輕用，方法可以是到天安門廣場上輪流絕食，每次保持在二百人左右為妥。」
當天下午，北大三角地貼出貼出〈絕食倡議〉，全文如下：
「為了促成政府盡快與同學達成真誠平等的對話，並要求對「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對學生運動進行重新評價，本市部分高校同學自動發起絕食活動。我們倡議：北大同學13日中午12時在北大三角地集合，下午1時在北師大大操場，各校自願絕食的同學集中，集體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願意參加絕食活動的同學請在紙上簽名，並於明日集合。絕食的目的是：
（1）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報禁；
（2）促使政府與學生對話；
（3）促進民主化進程。口號是：不是動亂，必須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我雖愛米飯，但更愛真理！不達目的，誓不赴餐！」
晚間，王丹與柴玲聯手在北大廣播站進行演講，王丹說道：「聽說鄧小平說他們共產黨有三十萬軍隊，我要告訴大家，我們有三百萬人民。」柴玲則激動表示：「我希望用生命去面對死亡，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據王丹在回憶錄中的記載，演講過後，倡議書上的簽字人數已突破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