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line

1989年4月15日 — 4月22日

1989年4月23日 — 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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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六四记忆（https://8964museum.com/）

北大校園內絕食大字報

5月13日，北大校園多處出現號召絕食的大字報。上午10時，近200名學生以「北大絕食團」名義集體宣誓：「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我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們在現場散發了《絕食宣言》，亦有學生在校園門口張貼對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隨
後，柴玲在北大廣播站宣讀了由他起草、由北大作家班的白夢潤飾的《絕食書》，摘錄內文如下：「我們不想死，我們要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死亡絕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當我們挨著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我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能夠完成的。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柴玲的《絕食書》對北大學生帶來巨大衝擊，許多人在他的感召之下陸續加入絕食行列。

天安門廣場：《絕食宣言》

5月13日下午，北大絕食團走出校門，隨後至北師大與其餘高校絕食學生會合。學生沿途高喊「不是動亂，立即平反」、「要求平等對話」等口號，市民則在路旁鼓掌歡送，有人甚至激動落淚，交通一度堵塞。5時左右，絕食隊伍陸續進入廣場，並打出上百條標語、橫幅，上寫：「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等，現場共計有2、30所高校校旗。
下午5時40分，王丹宣佈絕食開始，並宣讀了絕食宣言：「為了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為了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為了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以及一系列歪曲報導，我們宣佈絕食。我們的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運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的，民主的學生運動。」
然後，他帶領全體絕食學生宣誓3遍：「為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的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絕食學生與閻明復對話

5月13日晚間，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受趙紫陽委託，邀請王丹、馬少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對話團、絕食團學生代表，及王軍濤、陳小平、何懷宏等知識界人士參與座談，商量如何解決廣場上學生絕食的問題。當天下午，閻明復已致電李鵬，表示要與學生對話，以防他們在戈爾巴契夫抵京時上街遊行示威。
14日上午，趙紫陽召開常委會，會上決議由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閻明復等人再次與學生對話。此消息傳出後，不少學生覺得規格太低，要求趙紫陽、李鵬出面對話。下午的座談會中，對話代表團提出應就3項問題進行討論：一、如何評價這次學運；二、如何保證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權利；三、如何推進中國的改革。然而，政府以缺乏設備為由拒絕現場直播，表示對話將由中央電視台錄製並延遲播出。此舉引發廣場上學生不滿，擔憂將重現4月29日的「假對話」。在群情激憤中，部分絕食學生包圍統戰部，堅決要求中止對話。最終雙方僵持不下，談判被迫中斷。

各高校罷課聲援絕食請願學生

5月14日，北京各高校再次罷課聲援絕食請願學生，北大、北師大等部分教師貼出《倡議全體教師罷教》大字報，提出：「若在今晚11時以前政府不答覆學生的要求，15日將罷教。」
隔日，各高校教師響應知識界發起的大遊行，至天安門廣場聲援、看望學生，並沿途高呼：「罷課罷教，聲援學生」、「團結起來，救救學生」、「行動起來，救救學生」。

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成立

5月15日，學生絕食請願進入第3天，參與人數有增無減，由開始的數百人增加至上千人，而圍觀者及聲援者也保持有數萬人，多時達十幾萬人。
由於北高聯在最初反對絕食時喪失了領導權，廣場上急需一個新的權威組織。上午9時20分，絕食學生成立「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由柴玲擔任總指揮。下午1時半，指揮部在廣場舉行中外記者會，說明了絕食的原因、經過、規模，及學生的身體狀況和要求。他們表示目前已有54位同學暈倒，呼籲全國人民、醫護人員能協助救護。而柴玲則重申了學生的訴求：「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是民主愛國的，不是動亂，可沒有一個領導人敢出來說這一句話。如果政府有錯誤，而又不去糾正，眼看學生絕食一個一個倒下，這個政府還有沒有人性？」

趙紫陽會晤戈爾巴喬夫

5月1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並作出「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長篇講話。當天下午，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道：「經過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志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我這是第一次公開透露我們黨的這個決定。這次高級會晤，也就意味著中蘇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
此番談話揭露了鄧小平「垂簾聽政」、搞「老人政治」的實情，當晚播出後，在中央高層及社會各界引發軒然大波。

廣場上的絕食學生

5月16日，學生絕食請願進入第4天，絕食者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截至當晚，已有600逾名學生倒下，嚴重者甚至處於休克狀態。同日，數十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新華門前發起絕水，決心以死抗爭。封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16日整天都在救護車淒厲的鳴聲中度過。」
據《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境實錄》書中描述，當天廣場上許多醫護人員、圍觀群眾皆眼含熱淚，擔憂學生將有生命危險，並提出：「希望政府盡快對話」。各單位從業人員、民主黨派人士等亦紛紛自發組成聲援隊伍，打出「政府：你打算讓學生餓多久？」、「孩子們沒有錯」、「拖延真誠對話，就是殘害學生」等橫幅前往廣場。
下午5時許，閻明復來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並說道：「同學們，未來是你們的，改革需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你們沒有權利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他表示完全理解學生，並懇求同學們結束絕食。但在閻明復離開後，廣場絕食學生代表召開緊急會議，並進行民意調查，最終由於多數學生反對，他們仍決定持續絕食。
當晚10時，趙紫陽主持召開常委會，討論全國局勢。據《李鵬六四日記》稱，臨散會時，趙紫陽建議唯一出路在於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並表示：「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護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學生情緒的辦法。比如說，社論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誤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還可以說，社論是我在平壤批發的，由我承擔一切責任。」對此，李鵬堅決表示反對。

知識份子聯署《五一六聲明》

5月16日下午4時，知識界在北大三角地召開「中國知識界新聞發佈會」。鄭義宣讀了嚴家其、包遵信、李澤厚等200逾名知識分子聯署的《五一六聲明》。文中首先肯定此次愛國民主運動超越了「五四」，將成為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轉折，接著表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的某些領導人是不夠明智的」、「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只能激化矛盾，加強危機」、「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開放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黨和政府應吸取『反胡風』、『反右』、『文革』、『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的教訓，廣開言論，與青年知識分子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等。
文末，他們再度呼籲：「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多災多難的民族再無機會可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復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國家而奮鬥。人民萬歲！自由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祖國萬歲！」

《五一七宣言》

5月17日，嚴家其、包遵信等人聯名發表《五一七宣言》，把攻擊的矛頭直指鄧小平，全文如下：「清王朝已滅亡76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100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100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超過三千絕食學生送醫院

5月18日，學生絕食請願進入第6天。當日凌晨5時，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至協和、同仁醫院探視絕食學生，並希望其他學生盡快結束絕食，到醫院接受治療。
據統計，至18日為止已有逾3000名學生暈倒被送進醫院救治。封從德在《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書中指出，絕食指揮部成員幾乎全都暈倒，未能參與後續李鵬與學生代表的談話。而其餘絕食者身體虛弱，有的染上皮炎、痢疾、紅眼病、腸胃炎等。加上當日預報有暴雨，廣場上學生紛紛擔憂雨後病菌迅速滋生，恐造成瘟疫。

李鵬與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對話

5月18日上午11時，李鵬、李鐵映、閻明復等人在人民大會堂與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據《李鵬六四日記》稱，當天上午胡啟立建議他應會見絕食學生，李鵬認為是時候公開表示中央態度，於是便欣然同意。
對話起初，李鵬表示今日只就學生絕食問題進行討論，吾爾開希、王丹等人則主張盡早進入實質性談話，並否定社論、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北大學生熊焱發言道：「不管政府是否承認是愛國民主運動，歷史會承認的。但是，為什麼還特別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認呢？這代表了人民的一種願望：想看看我們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其實問題就在這裡。第二，我們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人，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什麼面子及其他什麼東西都就放下來，只要是人民的政府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人民是會擁護的。第三，我們對李鵬總理有意見，並不是對你個人有什麼意見，對你有意見，因為你是共和國總理。」
在眾人發言完畢後，李鵬做出幾點意見。他首先建議要由中國和北京市的紅十字會將絕食同學送至醫院，盼其他同學給予協助。此外，他更強調黨中央從未說過學生在「搞動亂」，並稱「絕沒有把責任加給同學們的意思」。隨後，學生未能再提出更多實質性要求，對話就此不歡而散。

中南海戒嚴工作會議

5月18日上午，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八大中共元老及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等召開會議。會上延續17日政治局常委會針對戒嚴的討論，最終決議於5月21日零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並由楊尚昆立即部署軍隊，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
當天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楊尚昆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會議，會上決定：一、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主要任務由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其他軍區予以配合；二、成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甫劉華清、遲浩田和周衣冰中將為首組戎，劉華清任總指揮，遲浩田、周衣冰任副總指揮；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鄧小平則於會後簽署了調兵命令，由北京軍區的北京衛戍區、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28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第65集團軍，瀋陽軍區的第39集團軍、第40集團軍，濟南軍區的第54集團軍、第67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分別於5月19日、20日自駐地進駐北京地區有關目的地。
下午3時，李鵬又同喬石、楊尚昆在中南海召開戒嚴工作會議。楊尚昆在會議中通報了調動兵力的情況。據《李鵬六四日記》稱，會議決定成立北京戒嚴指揮部，由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為正、副指揮。

趙紫陽探訪絕食學生

5月19日凌晨4時45分，在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後，趙紫陽在溫家寶的陪同下至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紫陽站在學生中間，拿起話筒對著學生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7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
語畢，趙紫陽向廣場上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予以熱烈掌聲，一些人落下眼淚。《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境實錄》書中寫道：「這一番淒涼的講話，不能不使人想到政局有變，他是在向全國人民告別。」19日上午，趙紫陽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病假。在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中，中共黨內改革派及主張以協商對話手段解決問題的溫和派徹底失勢。
當日，李鵬在日記中對趙紫陽的講話作出批評：「趙還故作姿態，向學生鞠躬致敬。趙是在作孤注一擲，向學生公開了黨中央的分歧，進一步煽動學生的對抗情緒。」而據《中國六四真相》記載，鄧小平聽完這番講話後情緒激動，怒斥道：「你聽他講了些什麼？哭喪著臉，一副很委屈的樣子。實在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

《首都工人宣言》

5月19日凌晨，中國的第一個自治工會「北京市工人自治會」宣佈在北京成立。上午9時30分，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發出《首都工人宣言》：「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24小時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學生的兩條要求，否則，我們將從5月20日上午12時開始，全市工人總罷工24小時，並根據事態的發展，決定下一步行動」。這也是天安門廣場第一次豎立起工人的旗幟。

五萬外地學生赴京聲援

5月19日，北京仍不斷有聲援隊伍遊行，但人數較前兩日減少一半以上。與此同時，大量外地學生不斷湧入北京。

李鵬宣佈戒嚴

5月19日晚10時，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會議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召開，李鵬發表講話，宣佈北京戒嚴。
根據《李鵬六四日記》記錄，當天上午10點，領導層先在鄧小平家開了會，李鵬記錄，參與會議的有部分元老、三名政治局常委、三名軍委常委，外加解放軍三總部的遲浩田、趙南起、楊白冰。
5月19日晚間10時，中央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楊尚昆、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王震在主席台上就坐，由李鵬發表講話，宣佈北京戒嚴。
當天下午，趙紫陽接獲通知，要求他主持會議，並發表與他意見相悖的講話稿。日後他在《改革歷程》書中寫道：「17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當晚，他以病假為由拒絕出席。對此，李鵬在日記中批評：「趙紫陽拒絕出席這樣一個關鍵性的會議，再一次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暴露他與黨中央的決裂。趙紫陽犯下了分裂黨的不可饒恕的錯誤。」
會議上，李錫銘首先說明了學潮發展的趨勢，接著由李鵬作報告，宣佈北京即時起在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他要求眾人緊急動員起來，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並呼籲：一、目前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希望你們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恢復健康；二、廣大同學和社會各界，希望你們立即停止一切遊行活動，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所謂的『聲援』了。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與此同時，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央軍委和鄧小平、楊尚昆遞交報告，指出先遣部隊第27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39集團軍、第63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已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準時開到北京城區，基本到達預定目的地，為進行戒嚴做好準備。

百萬北京學生和市民圍堵戒嚴部隊

5月20日凌晨，李鵬簽署並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內容寫道：「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隨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號、第2號、第3號），嚴禁遊行、罷課、打、砸、搶等一切妨礙秩序的活動。
戒嚴令發布後，絕大多數教師、學生、機關幹部和市民紛紛予以譴責，據《中國六四真相》記載，當天送交上級的報告約有200份，其中80％以上對戒嚴表示不解或公開反對。
當日，逾百萬名學生與市民守在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進城路口，合力設置路障、攔堵軍車，阻止戒嚴部隊進入城區。王丹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他們對外發放傳單，提醒人民三點注意事項：一、解放軍官兵並不是我們真正的對立面。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目前他們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被騙到這裡來的，要理解和尊重解放軍官兵們；二、要盡量幫助解放軍官兵們解決飲食方面的困難；三、在攔堵過程中，要絕對避免與解放軍官兵發生衝突，同時也要警惕便衣或其他別有用心的人毆打解放軍戰士，製造事端。
據《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境實錄》及《中國六四真相》書中記載，現場市民向軍隊幹部發放報紙、說明北京情勢，有些人也為被圍困的軍人送水、送食物。對於全民圍堵部隊的現象，李鵬於日記中寫道：「沒有想到部隊進城受到極大阻力，可以肯定，戒嚴消息事先被洩漏出去了。」

全國高校反對戒嚴遊行

5月20日，隨著北京宣布戒嚴，全國各地紛紛發起大槻佛反對戒嚴遊行，包括上海、天津、哈爾濱、長春、瀋陽、西安等地。
凌晨起，杭州數所高校共萬餘名學生上街，呼喊「打倒鄧小平、李鵬」、「李鵬殺氣騰騰，鄧小平調兵遣將」、「不能一人說了算」等口號；西安11所高校約1萬多名學生參與示威，呼喊「打倒李鵬」、「取消戒嚴」等口號；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5000餘名學生喊出「打倒腐敗政府」；武漢有1萬多名學生高呼「反對鎮壓」、「打倒獨裁」、「不怕流血」，並造成長江大橋公路橋交通一度中斷；長沙共3所高校4000多名學生遊行到市政府抗議；復旦大學等校共1萬餘名師生、成都共8000多名高校學生、南京6所高校6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

香港支聯會成立

5月21日，香港有逾百萬人走上街頭聲援民運，佔香港總人口六分之一，是20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遊行組織者李卓人日後回憶道：「我作為總指揮，知道會有很多人參加，但看到100萬港人走上街頭，想都沒想過。我們（在集結地）等了4個小時，還沒有能夠出發，人還在繼續來。香港人從來沒有像這樣表達他們對國家的感情。」而《文匯報》亦將這天形容為「永誌香港史冊的光榮日子、港人自開埠以來覺醒的重要標誌」。
當晚大遊行結束後，民主政治促進聯委會（民促會）在遊行終點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並通過宣言：「呼籲全港市民立即加入該聯合會，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為中國的民主前途出力；呼籲全國解放軍及武警不可鎮壓北京學生，全國人大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罷免李鵬，以及軍隊立即撤離北京。」
支聯會在六四鎮壓後（6月15日）才正式註冊，首任董事包括司徒華、李柱銘、莊耀洸、夏其龍神父、程介南、張文光、何俊仁、李卓人、朱耀明等共20人。其組織宗旨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支援中國民運人士和學生組織。往後數十年，支聯會持續影響香港社運發展，並確立港人的抗爭方式。

知識界遊行支援學生

5月22日下午3時許，北京知識界人士再度上街遊行，聲援學生。
八九民運爆發以來，中國知識界起初未直接投入，僅先靜觀學生的行動。包遵信曾言，考量到中國過去對政治運動的態度嚴酷且詭秘，許多知識分子認為若參與民運，會讓政府握有把柄，反給學生添麻煩。
但在學生堅守天安門廣場、持續抗爭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決定發聲、支援學生。4月21日，知識界首次公開發表《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截至4月25日，已有逾200名知名知識分子在公開信上簽名以示支持。而王丹亦曾在回憶錄指出，自學運初期，他們便希望知識界人士能帶頭扮演領導角色，但多數人仍心懷顧慮，不希望被指為黑手，「然而，戒嚴令一下，他們似乎也認識到了，局勢發展已經不容得他們置身事外。」自此之後，知識界開始公開站到運動的第一線。
此次遊行，知識分子高舉「中國知識界」的橫幅，與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等人士一同現身遊行隊伍，共約1萬人參與。標語包括「反對軍管」、「李鵬不倒，我們三班倒」、「你有暴力，我有鮮血」，口號則有「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等。
23日，包遵信、嚴家其、李洪林、于浩成、許良英等人成立「北京知識界聯合會」，並簽發宣言，提出：一、取消戒嚴令，軍隊撤回原駐地；二、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罷免李鵬案；三、在解決上述兩個問題的基礎上，切實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人民日報》社記者上街遊行

5月22日，中共喉舌報《人民日報》記者上街遊行，高舉「取消軍管，保衛首都」的標語，支持八九民運。
事實上，在5月20日中央宣傳小組成立、限縮記者採訪自由之前，《人民日報》不間斷大幅報導現場的即時消息，也曾刊登醫護人員在廣場救治絕食學生的照片，以及市民送水、送食物的情景。
即使報導內容受政府管控，《人民日報》記者仍決定參與遊行，持續以行動聲援民運。

天安門三君子

5月23日下午3時，3位來自湖南省的年輕人魯德成、余志堅及喻東嶽拿著裝滿顏料的蛋汁，扔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同時他們拉開橫幅，呼籲應結束5000年專制統治。
此舉震驚世界，他們又被稱作「天安門三君子」。當時學生指揮部領袖們擔憂3人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欲藉此事抹黑民運，後經投票表決，多數同意將他們交給北京市公安局。 3人被送交官方後，皆被判處重刑，控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魯德成判刑16年、喻東嶽判刑20年、余志堅判無期徒刑。其中，喻東嶽在獄中身受酷刑、遭毒打，導致精神失常。
對於學生將3人交給公安局的決定，王丹、封從德等人皆認為有欠考慮。日後，王丹在回憶錄中寫道：「現在看來，學生的行動確實過於幼稚和錯誤，導致魯德成等三人後來被判刑十八年，受了很多苦。我們非常對不起他們⋯⋯流亡以後我遇到魯德成，也代表當年的同學向他道歉，他深明大義，明確表示不怨恨當年的學生。這一點令我非常感動。」

北京百萬人遊行反戒嚴

5月23日，北京戒嚴第4天，仍未有部隊進入北京城區的跡象。下午1時，逾百萬名首都各界人士不顧戒嚴令的限制，上街示威，是自戒嚴令發布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
此次遊行的參與者除了北京各高校師生外，也包含知識界、文化界、金融界、科技界、新聞界人士，以及國家機關幹部、民主黨派人士等。同時，有超過萬名來自河南、安徽、陝西、雲南等地的學生分批進京，前來聲援。他們舉著「軍管引起動亂，戒嚴引起癱瘓」、「不許槍指揮黨」等橫幅，高喊「李鵬下台」、「反對軍管」、「撤銷戒嚴令」等口號，在狂風暴雨中行進。
當時，一批在廣場靜坐的學生發出〈倡議書〉，說道：「我們鄭重倡議：撤銷戒嚴令，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我們呼籲：迅速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按照民主和法治的程序討論並接受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我們的撤離不是退卻，而是把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我們認為，我們的合理要求沒有理由得不到滿足，如果要求不能實現，我們不答應，人民不答應。」

58城市遊行靜坐抗議活動

5月25日，戒嚴進入第6天，全國共有58個城市發起遊行靜坐抗議活動。
在上海，25所高校共2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首次舉出「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旗幟，並在人民廣場集會請願，造成交通一度中斷。中午，學生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門前靜坐。亦有幾十名教師現身遊行隊伍，手舉「華東師範大學共產黨員旗幟鮮明地反對專制政府」的標語。學生和各界代表強力呼籲已出訪回國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並高喊「罷免李鵬」、「李鵬下台」等口號。
在天津，當地知識界發起抗議行動，是自戒嚴令發佈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共有3萬餘名文藝界、教育界、科技界、新聞界及高校界人士參與。此次遊行的標語、口號為：「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欺」、「召開人大會議，維護憲法尊嚴」、「解除戒嚴，罷免李鵬」等，沿途吸引約5萬名市民支持。
在濟南，繼前一晚1萬多名工人、市民、大學生上街後，今日又有1萬多名學生和2,000多名工人參加遊行。當晚，濟南火車站集結1000多名大學生，欲強行乘車進京，經勸阻後多數學生返校。為防事態擴大，山東省委、省政府決議在濟南火車站成立大學生強行登車勸阻辦公室。
在太原，太原鋼鐵公司1,000多名工人於晚間首次走上街頭，並於五一廣場發表聲援宣言，強調「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反對李鵬5月20日講話」、「我們要遊行，但是不罷工，保留罷工的權利」、「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等，吸引上萬人圍觀。遊行隊伍同時宣布將於隔日舉行全市大遊行。
在合肥，一些高校學生自24日起便試圖強行上火車和坐軌阻攔，當地進京的128次列車兩度停開。當天下午，又有300多名學生欲搭上128次列車，遭車站工作人員與100多名公安阻止後，學生就地坐軌、阻攔列車。
在成都，成都市高校學生自治會發起環城大遊行，共有4萬多名學生、機關幹部、工人、知識界人士參與。一些打著「居民聲援團」、「工人支持隊」、「幹部服務隊」、「婆婆聲援隊」的人員忙著替遊行隊伍遞送茶水、食物。
在貴陽，貴州民族學院3,000多名學生持續遊行、散發傳單、發表演說，之後又串聯貴州財經學院等市內高校。傳單內容涉及當地煙案、酒案等敏感議題，學生紛紛向政府提出處理「官倒」、與學生平等對話等要求。

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隊

5月24日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建立了一支學生糾察隊，由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張健擔任糾察總指揮，他們設置路障，以控制天安門廣場周圍的街道。
6月3日，有鑒於北京情勢逐步惡化，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決議向廣場派出特別糾察隊。鎮壓開始後，學生糾察隊的職責旋即擴大，包括在廣場撤離期間維持秩序，以及保護指揮部領導人，協助柴玲、封從德、李祿和王超華等人順利逃脫。而張健在當天凌晨在天安門廣場連中三槍。
日後，柴玲在自傳《嚮往自由的心》裡提到，安全線僅建立在總指揮部中心位置及相關領導者周圍，而非設立在整個天安門廣場，因此學生領袖們對此信心有限。學者 Andrew Scobell（安德魯·斯科貝爾）也認為，學生糾察隊在6月3日之前可以有效地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軍，但至6月4日解放軍被授權使用武力、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抗議學生後，才證明糾察隊其實無力抵抗軍隊。

王丹宣讀《十點聲明》

5月25日晚間，廣場指揮部召集所有高校代表召開「營地聯席會議」，就運動走向進行討論。會上，眾人提出四大方案，包含「堅持廣場，主動攻擊」、「積極對話，堅持廣場」、「保持純潔，不作談判」、「維持現狀，自生自滅」，最終，學生代表投票確定採取「堅持廣場，主動攻擊」的方向。
27日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包遵信等帶領眾人草擬《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當中建議廣場同學應堅持至6月20日召開人大會議後才撤離。然而，封從德在會上指出，鑑於廣場財政無法維持，希望盡快撤離。最終聯席會議遂決議於5月30日撤出廣場。
當晚記者會上，王丹代表宣讀了《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重申「解除戒嚴令」、「否定四二六社論」等訴求，並傳達聯席會議決議於5月30日撤出廣場的消息。王丹說道：「廣場保衛戰暫告一個段落後，接下來將轉向校園民主全國巡迴演講等方式，繼續學生的民主運動。」
然而，柴玲、封從德向指揮部副總指揮李祿傳遞撤離廣場的決議後，旋即遭到強烈反對。最終，大部分代表否定了此次撤出廣場的決議。

趙紫陽開始軟禁生活

5月19日，趙紫陽向政治局請假，逐漸從政壇引退。5月28日，他的秘書鮑彤被捕，送入秦城監獄，自該日起，中央對於趙紫陽的看管更加嚴格，趙紫陽真正開始了他長達16年、至死未休的軟禁生活。
28日，趙紫陽曾致信鄧小平，向其解釋他同戈爾巴喬夫會面時提出「鄧目前仍然是中共最高決策者」的說法。他表示，因鄧小平名義上僅是軍委主席，此番講話是意欲維護鄧的形象，未有傷害之心。然而此信送出後未有回音。
趙紫陽在其軟禁期間秘密寫下、送出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指其軟禁生活是從1989年6月開始。六四鎮壓後，中央於6月23日至24日召開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會上印發了大量資料，影射趙紫陽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通過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撤銷其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等職務，僅保留黨籍。此後，趙紫陽持續受到冗長的審查，出行、會客皆被嚴格限制，直至2005年他因病逝世。

民主女神塑像

5月29日晚間，中央美術學院等8所北京藝術院校數百名學生將「民主之神」石膏塑像分塊，以三輪車運入天安門廣場北側、國旗南邊的場地上。經過16小時裝嵌、加工，高8米、直徑2米多的女神像於30日中午巍然挺立，這座塑像以美國的「自由女神」像為參考，直面城樓上巨大的毛澤東像，象徵著民主與專制的對峙。
8所藝術院校學生代表當場舉行了揭幕儀式，並宣讀了〈民主之神宣言〉，全文如下：
「今天在人民的廣場，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她奉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援我們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
久違了，民主之神。70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70年嗎？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你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堅信，真正的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這一天會到來的。中國人把民主之神永遠掛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當天的揭幕儀式吸引數萬圍觀者，中央音樂學院等校學生舉行現場演出，演唱《血染的風采》等歌曲，隨後廣場上所有人齊唱《國際歌》。儀式結束後，學生糾察隊開始負責守護女神像。
當時北京市天安門管理處發表聲明，表示天安門廣場是中國舉行政治性集會、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因此堅決反對有人將自由之神塑像豎立於此。而僅數日之後，神像就被開入廣場的軍隊摧毀。

部隊潛入北京

6月2日上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開會議，決議要「迅速制止動亂，恢復首都秩序」，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
據《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書中記載，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於1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提供報告，提出：「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全體官兵已做好從精神到物質的全面準備，只待中央軍委一聲令下，即可開赴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此份報告被視作鄧小平、楊尚昆等人下達清場命令的重要因素。
當天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根據政治局常委、鄧小平、李先念等人的決定，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外的戒嚴部隊於6月3日零時（即6月2日晚）進入北京市區，向目標開進。其中，第27集團軍、第63集團軍步兵第187師和188師的兩個團、65集團軍皆奉命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前兩者從地面進入，65集團軍則以秘密行進、分散潛入的方式，通過地下甬道進入人民大會堂。日後，中國軍方資料稱：「這些部隊成功地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為勝利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邁出了重要一步。」
在此之前，據《李鵬六四日記》稱，截至2日凌晨3時，已有2萬5000人進入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公安部大院、北側天安門與午門之間，另有3000名兵力坐鎮南側，形成四面對天安門包圍之勢。

蔣捷連中彈

6月3日晚間11時許，根據丁子霖的描述，他的兒子蔣捷連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遇難。蔣捷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當年，他僅是個17歲的高中生。
蔣捷連之死，是解放軍鎮壓過程中進行實彈射擊並造成無辜人員傷亡的重要證明。事件之後，丁子霖極其悲痛，聯合其他死難者家屬，組成「天安門母親」，多年來一直堅持要求政府公布真相，給死難者一個公道，並追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然而，「天安門母親」長期遭當局監視或限制行動，目前已有62位難屬離世，仍未能為親人討回公道。

民眾繳獲的槍械

6月3日上午，據《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記載，學運之聲廣播站棚外出現一大堆軍鞋、鋼盔、菜刀、匕首及槍支彈藥，據傳是凌晨市民攔截軍隊時，軍人在後撤過程所丟下。指揮部為避免讓政府有鎮壓的藉口，決議由張華潔負責將收集到的所有槍械交由公安局處理。在學生的再三要求下，北京市公安局才開了收據，接收槍枝。
然而，六四鎮壓後，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中共中央委託，於6月30日在中國第7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8次會議上做出《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報告稱：「（1989年6月3日下午5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日後吳仁華回應，當時廣場上的特別糾察隊、學生、民眾皆赤手空拳、手無寸鐵，此份報告是刻意製造的謊言。

開槍

6月4日凌晨零時5分，38軍調動18輛裝甲車從南面衝上復興門立交橋，衝開車輛與雜物砌成的火障。零時30分，38軍在西單路口先用催淚彈驅散人群，接著兩排並排的裝甲車撞開公共汽車和電車組成的火障，打開通道，成千上萬官兵一路向天安門挺進。時至1時25分，一路開槍的空降兵第15軍43旅2營在營長周家柱率領下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後續部隊陸續抵達。沿途有市民在街上拾獲子彈，為56式7.62mm槍彈殼，亦是六四屠城時中共軍隊常用彈種。

紀念碑下的學生

6月4日凌晨1時許，封從德建議將指揮部轉移至紀念碑周圍，並將所有同學集中至該地，憑藉地勢作最後抵抗。凌晨2時許，柴玲、李祿等皆已撤到紀念碑旁，他們通過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廣播，不斷向軍人呼籲：「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
而學生們亦持續在做和平抗爭到底的準備。有學生送來一桶桶水，讓大家將手中的口罩、毛巾用水浸透，以防護催淚瓦斯。另有一些人在蒐集棉被、棉大衣，鋪在紀念碑外圍地上，阻止裝甲車和坦克前進。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書中寫道：「直到此時，大家似乎仍然抱有一絲幻想：在最後的清場行動中，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或許只動用棍棒和催淚瓦斯彈，而不是動用真槍實彈。因為靜坐在紀念碑底側一帶的幾乎已是清一色的學生，他們是和平請願者，手無寸鐵。」

劉曉波砸槍

6月4日凌晨2時許，陸續又有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抵達天安門廣場，伴隨大批裝甲車、軍用卡車，槍聲不絕於耳。此時，廣場上越來越多學生想要拿起武器殊死抗爭，廣場副總指揮封從德和劉曉波等四君子先後發表廣播講話，呼籲學生在最後一刻，一定要堅持採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其中劉曉波說道：「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同時，他們要求眾人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槍枝等交給指揮部。
據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書中記載，當時有幾名工人在紀念碑旁架設一挺機槍，對準人民大會堂方向，四君子見狀前往勸說，工人們紛紛痛哭，控訴解放軍兇殘的行徑。最終，劉曉波等人得到了工人的諒解，他們交出槍枝，劉曉波則將槍枝在紀念碑底座的漢白玉護欄上砸毀。日後，吳仁華寫道：「毀槍行動，再次重申了我們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莊嚴而有力地宣告，我們是一群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即使面對殘酷的血腥鎮壓，面對死亡的威脅，我們仍然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仍然堅持和平請願願的方式，既無抵抗之心，也無抵抗之力。我們寧願以自己的流血犧牲作為代價，也要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

民主女神最後的身影

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佇立了4天的民主女神像在黑暗中留下最後的身影。凌晨4時，天安門廣場熄燈，隨後，早已列陣於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的裝甲車、坦克開始向廣場推進，準備實施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彼時，位於廣場北部中央地帶的民主女神像首當其衝，在裝甲車、坦克的強烈撞擊下應聲倒地。
日後，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6團第2營第5連連長張東旭中尉寫下〈推倒”女神“像〉的文章，當時團政治處主任向他說道：「團裡奉命派人推倒女神像，這個女神像是高自聯的一面旗幟，他們不是要和女神（像）共存亡嗎？咱們推倒她，摧毀他們的精神支柱！」隨後，張東旭率領由8名戰士組成的小組進入廣場。學生們向他們喊著：「解放軍，回去吧！」、「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隨著廣場熄燈，學生紛紛四散，軍隊將女神像推倒，最後以裝甲車將女神像連同底座壓得粉碎。

凌晨的屠杀

6月4日凌晨1時半左右，戒嚴部隊突進到天安門城樓前，並切斷封鎖了通向廣場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包圍，坦克、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下的金水橋前一線排開，等待開進廣場的命令。據《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書中記載，這支最早抵達廣場的部隊是隸屬於第38集團軍的「紅軍團」，在此之前，他們已大肆射殺集結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台附近、長安街上和天安門廣場北端的學生和市民。
當時，天安門城樓一帶仍聚集大批學生、市民，他們試圖組成一道道人牆，阻止軍隊挺進。軍人立即開槍掃射人群，現場槍林彈雨，許多人中彈傷亡，市民、學生不斷將渾身是血的傷者送至位於天安門廣場中心的臨時救護站，其餘民眾則被迫向天安門廣場、東長安街節節後退。學運領袖柴玲不斷哭泣，曾一度衝動得難以自制，通過廣播對廣場上的學生大聲疾呼：「無恥的政府已經大開殺戒，同學們，我的同學們，你們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東西，到廣場邊緣去，準備自衛、準備反抗！」柴玲此舉當即遭到在場高校教師的勸阻。
而據親歷現場的目擊者、山東大學外文系學生潘強回憶，許多工人、市民變得無比憤怒，到處尋找石頭、棍棒，準備與部隊拼命。潘強當場拿起小喇叭吼道：「我們現在要盡量避免衝突和流血。你們現在請趕緊回家，我們現在沒有任何可以抗衡戒嚴部隊的武器，我們要盡量保存實力，總有一天會血債血還的！」部分市民深表同意，這才開始撤離。
與此同時，有十幾名志願救護者乘車至廣場救助傷者，他們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表明身份和來意，並出示紅十字標誌的旗幟，卻遭開槍射擊。而後，又有兩輛救護車準備進入長安街，由醫生向軍人交涉，要求將傷者送往醫院搶救，卻同樣遭到軍人斷然拒絕。吳仁華寫道：「在號稱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長安街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不僅動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坦克殺戮平民百姓，而且還不准救護受傷者，天理何在？人性焉存？」

《緊急通告》

6月4日凌晨1時半，繼中國官方於前一日下午起連續發布3項《緊急通告》後，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再度聯名發布最後通牒式的《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瘋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想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全由自己負責。」
日後，吳仁華在書中回憶了當時的震撼：「在我的記憶中，中共當局統治中國大陸40年，這是第一次在公開的通告中使用『反革命暴亂』一詞，措辭之嚴厲，定性之嚴重，不能不令人震驚，完全暴露了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的意圖。」
與此同時，有人建議柴玲、李祿等學生領袖宣布撤退，並提醒：「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學生領袖對此爭論不休，柴玲忽而情緒化地在廣播中發出最新呼籲：「同學們，請鎮靜！同學們，請鎮靜！願意撤離的同學現在可以撤離天安門廣場，不願意撤離的同學和我一起留下來，與天安門廣場共存亡⋯⋯」劉曉波等四君子聽聞此話，極其擔憂學生團結的心將會動搖，導致更為混亂的局勢。
《緊急通告》以高音喇叭廣播了約3小時14分鐘，部分市民和學生在聽到《緊急通告》後，開始離開天安門廣場。

撤離廣場

6月4日凌晨3時，周舵、劉曉波、高新、侯德健4人匆匆來到指揮部，向柴玲等學生領袖商議和平撤離事宜。然而，柴玲等人並不採納四君子的建議，原因如下：一、學生在最後關頭撤出陣地，無顏面對已流血犧牲的北京市民；二、即使現在主動撤出，仍存在秋後算賬的問題，且只要堅持到天亮，事情便可能有轉機。
情急之下，侯德健向封從德提議：由他們4人出面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封從德則回應：「你們願意做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3時半左右，侯德健、周舵在兩位北京市紅十字會醫生的陪伴下，搭乘救護車前往廣場北部，與38軍112師336團政委季新國接觸談判。
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有關紀錄寫道：「（1989年6月4日凌晨）3點45分左右，一輛救護車從紀念碑那邊開過來，在天安門廣場歷史博物館的東北端被勒令停住。車上一共下來四個中年人，他們舉著雙手，請求談判。」侯德健等人表明來意後，季新國等人緊急向正停駐於金水橋地帶的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做了匯報和請示，隨後又請示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當時他與喬石、楊尚昆為避免廣場發生流血衝突，同意廣場學生和平撤退。
4時半，侯德健等人回到指揮部，在廣播中向同學說明談判過程，並指出戒嚴部隊願意在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和平撤離，唯一要求是務必在早上7點前離開。
而當學生領袖們準備實施撤退行動之時，戒嚴部隊的軍人已經一邊鳴槍、一邊佔領了紀念碑底座。

廣場熄燈

6月4日凌晨4時，天安門廣場熄燈，廣場上播出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清場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隨後又播出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要求：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必須立即撤離現場；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知，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群眾，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據封從德回憶，廣場熄燈後，南面紀念堂方向傳來猛烈槍響，士兵正朝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目標是打下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他甚至險些中彈。而時任香港《星島晚報》記者的梁慧珉亦身處與軍隊相隔150尺的方陣裡。當時，周圍的市民及學生大叫「法西斯主義滾出去」，牆外對面則坐著整排軍隊。作為現場唯一的記者，梁慧珉選擇留下採訪學生及市民，正當她跟一名學生在談話時，身後爆出槍響，3尺以外有一名男子慘叫倒下，不久後整個廣場熄燈，漆黑一片。黑暗中有一名學生拿著麥克風喊著要衝過去救學生，彼時已有多人中彈，梁慧珉馬上抓住學生大喊：「這麼多人已經犧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回憶起這熄燈與死亡的一幕時，梁慧珉也都會記得，廣場上的市民請求她活著出去，將事件真相公諸於世。

廣場熄燈

高唱《國際歌》

6月4日凌晨4時廣場熄燈，一片黑暗中，《國際歌》歌聲再次於廣場上響起.
據封從德《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中記載，當時學生一片驚駭，為了安定眾人情緒，他將《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而吳仁華也始終難忘當時的情景，他寫道：「在整個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我唱《國際歌》唱了很多次，也曾經多次帶頭領唱過，但從來沒有唱得像這一次如此地投入，似乎將包括生死在內的一切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也許是感覺到死神的來臨，這將是一生中最後一次唱《國際歌》的緣故。」現場，放聲高歌的人們手挽手、肩並肩，異常平靜地等待最後時刻來臨。

死難者

6月4日清晨6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已踏上撤離之路，但據親歷現場的吳仁華、封從德回憶，當時軍隊仍持續追殺學生隊伍。當隊伍行經西長安街六部口時，3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開過來，並發射出毒氣彈，活活碾死11名學生，另有多人受傷。而在此之前，一群堅守在廣場上不撤離的學生也已慘遭槍殺。
而醫院裡同樣是屍體橫陳的景象。時任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站長的Dan Southerland（邵德廉）日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道：「我的一個英國同事從木樨地打電話告訴我，說他們在那裏開槍了⋯⋯我還從我在建國門外大街的記者那裏得到消息，說有一名男子被一輛裝甲車碾死了。我去了一家醫院，要求醫生讓我進去，我知道這裡堆了屍體。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開始鎮壓了並下達了不要讓外國人進來的命令，但是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我讓他進去。』我進去後看著死屍堆，我意識到，他們的年齡偏大，不可能是學生，他們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
死難者人數至今仍眾說紛紜。當日，美國之音根據紅十字會負責人透露的消息，報導死難人數為2700人，此數字與北大籌委會、北高聯派人至醫院調查的結果相吻合。亦有西方輿論指出死亡人數至少2萬人。據《中國六四真相》記載，北京市政府估計有200逾名市民、學生死亡，《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境實錄》一書採取死難者727人的說法。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統計則指出，戒嚴部隊約有20名軍官死亡。
而李鵬在日記中強調：「在戒嚴部隊清理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沒有死一個人，沒有流一滴血。」

團長羅剛率兵追殺學生

6月4日清晨5時20分，坦克團團長羅剛接到師前進指揮部命令，率領部隊驅散聚集在新華門前的民眾。清晨6時05分，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坦克第1師立即出動，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向新華門趨近時，遇到百名學生、市民以身軀組成長約十幾米的「人體路障」。羅剛下達命令，最終施放軍用瓦斯彈驅開民眾，並繼續沿著西長安街往西高速行駛，一路鳴槍，將學生和市民全部驅逐到電報大樓以西，保護中南海。
清晨7時25分後，坦克突擊隊經過新華門西側不遠處的六部口時，正遇上從天安門廣場撤離出來的學生隊伍。數千名學生打著校旗，從六部口東邊的新華北街拐上西長安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車道上往西行進，準備返回各自校園。坦克突擊隊不走寬闊的快車道、慢車道，沿著自行車道快速追軋學生隊伍。學生們萬萬想不到坦克會從背後追軋，據記載，共有11名學生遭活活碾死，另有多人受傷。
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書中記錄了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正遭坦克碾壓而失去雙腿的經過，當時，他為了救身旁因驚嚇而昏倒的女同學，躲避不及而慘遭波及，經過全力搶救才保住性命。六四鎮壓後，方正被公安部門、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封口，要求他不得透露自己遭坦克碾壓。
日後，羅剛在文章〈紅牆外的較量〉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指出有不少暴徒試圖拼命抵抗，甚至借機投擲燃燒瓶，情急之下，他才命令部下施放少量催淚彈。他寫道：「在整個驅逐過程中，我的部下沒有向人群開一槍，也沒有軋傷軋死一個人。」
對此，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曾憤怒表示：「為什麼對那些已經按命令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卻不能放過！何況他們都手無寸鐵，何況他們在撤退時沒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時期竟如此殘忍地濫殺無辜，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下令把坦克開進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輛瘋狂的坦克一樣，已成了完全喪失理智的瘋子。人們難道能期望瘋子做出合乎人類理性的事情嗎？」

北京市民與戒嚴部隊對峙

6月4日中午時分，市民在南池子附近長安街上與戒嚴部隊對峙，軍隊開槍後市民開始逃散，大街上有中彈倒地的市民。

黑衣主播

6月4日晚上7時，作為官方喉舌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兩位主播杜憲與薛飛（另有一說是杜憲與張宏民）身穿黑衣報導新聞，以沉重緩慢的語速報導中共戒嚴部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新聞，並表達對死難者的哀悼。杜憲於節目最後說：「請大家記住這黑色的日子。」事後兩位主播被央視封殺，被調離主播崗位。
日後，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薛飛和杜憲穿了一身黑衣，他們有獨立的立場，那是他們個人的選擇，那是很了不起的。」而據吳仁華記載，當時杜憲和薛飛分別被調至中央電視台經濟部、社會教育部擔任編輯，並被嚴格規範不得署本名、不得在節目中出現本人頭像等。1992年，兩人紛紛辭職離開中央電視台，杜憲應邀至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薛飛則搭上赴東歐經商的熱潮，前往匈牙利。

坦克人

6月5日，一名男子在北京長安街上隻身阻擋解放軍坦克車隊前進。據一份報告指出，當時這名男子曾爬上坦克，與一名士兵交談，並大喊：「掉頭！停止殺害我的同胞！」隨後，他被3人帶離現場。此一過程被新聞攝影師Charlie Cole、杰夫·怀德纳等多名攝影師及國外媒體記錄下來。很快地，相關相片和影像隨即在國際間各大報紙頭版與新聞媒體中廣為流傳和引起討论，該照片成為八九民運標誌性照片之一，並奪得1990年世界新聞攝影獎。而至今，坦克人的真實姓名、身份、下落仍是未解之謎。「王維林」是當前絕大部份中文媒體對於男子的稱呼，不過該名字最早是以英文「Wang Weilin」出現在英國《星期日快報》上。中國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新聞紀錄片《飘扬，共和国的旗帜》將該名男子稱為「螳臂擋車的歹徒」。

181個城市示威遊行

六四鎮壓引起公憤，全國各主要城市中，都有數以萬計的學生和民衆上街遊行，譴責政府的行徑。
6月5日到10日，中南海每天收到將近100份有關全國各地局勢的報告，除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向中央表態，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對策，各地武警和公安配備情況外，主要是關於各地局勢的情況反映。這幾天，全中國籠罩在一派混亂和恐怖之中，每天都有各種形式的抗議，各種暴力事件發生，示威遊行遍及181個城市，全國所有的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經濟特區、沿海城市全部都發生了示威遊行抗議活動。
上海市民紛紛在人民廣場、人民政府前聚集，交流北京局勢消息。大學生則佔領交通要道，築起路障、攔截車輛，並在汽車上用擴音喇叭向市民廣播，有時播放哀樂，有時喊口號：「血腥壓迫人民沒有好下場」、「中國人不可欺，敢叫李鵬當馬騎」、「狼不死，羊安生？」上海市公共交通受到嚴重影響，有的職工甚至只能騎自行車，或步行2、3個小時至工廠上班。
根据林慕蓮《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記載，6月4日，數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遊行，他們舉著哀悼的花環和標語，上頭寫著「我們不怕死」、「六四屠殺，七千人死傷」、「打倒獨裁政府！」並和武警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隨後的幾天時間裏，衝突繼續擴大，官方對抗議者進行了嚴厲的報復。各方估計的死亡人數差異很大，從10到300人不等。
廣州大量學生頭繫黑巾、臂纏黑紗湧入市區遊行，海珠橋、海印大橋等主要交通路口堵塞不通，海珠廣場、廣州起義烈士陵園也有集會進行。學生們高呼「血債血還」、「反對血腥鎮壓」等口號，並拉起橫布條，情緒激奮。
南京、杭州、長沙、西安、武漢、瀋陽、天津、與青島等地均發生抗議事件。有的街道牆上貼著紅漆寫成的「血」大字，有的市民臥軌封鎖鐵路，也有的城市發動罷工罷課。

歐共體公報

6月6日，歐洲共同體12個成員國針對六四鎮壓發表公報，聲明如下：「12國對於中國的悲劇性事態發展深感震驚，強烈譴責用暴力鎮壓和平遊行者。12國要求中國當局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停止對非武裝的平民使用武力。12國呼籲中國領導人立即謀求和平解決目前的衝突。歐洲共同體及其成員國已經採取了包括停止高級接觸在內的一些措施，並且將密切注意中國的事態發展。」
同月27日，歐洲共同體領袖會議決議通過《關於中國的聲明》，對中國實施多項制裁措施，包括：
1）在適合的國際機構內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要求獨立觀察員能參與審判與探訪犯人。
2）停止各成員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並實行武器禁運。
3）中斷雙邊部長級與高層接觸。
4）延遲歐洲共同體及各成員國的新合作計劃。 5）文化、科學和技術合作僅限於在目前情況下仍具有意義的活動。 6）各成員國延長願意延期的中國學生簽證。 7）延遲新貸款要求的審核，延遲世界銀行新貸款的審核。

中央電視台：「暴亂真相」

六四鎮壓後，中國官方傳媒開始發動宣傳，重點包括：一、大事宣傳官方所稱的反革命暴亂真相；二、攻擊民運分子和學生組織；三、宣傳新的意識形態綱領，特別是鄧小平的「六九講話」。
根據吳仁華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書中的描述，6月7日中央電視台相繼播出《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暴亂真相》、《血與火的考驗》等專題新聞片，影片將軍人屠殺與民眾抗暴的因果關係和時間順序顛倒，有許多軍人屍體被焚、軍車被燒的鏡頭，並展示了阻攔戒嚴部隊入京的人群及戒嚴部隊受襲的情況。李鵬在日記中寫道：「廣大群眾從電視中逐步了解這場動亂和暴亂的事實真相，更加擁護採取果斷措施，認為一舉平息這場動亂和暴亂是中央的英明決策。」
《香港時報》曾報導，為了加強宣傳效果，中央電視台在晚間新聞中播放所謂的「歹徒」燒車、殺死軍人的暴力鏡頭。甚至使用美國和日本電視台播放的影片，但是只有畫面、沒有聲音，避免民眾聽見所謂「歹徒」呼喊的口號以及軍人發出的密集槍聲。
另一方面，中國官方也不忘對駐外機構進行宣傳。《人民不會忘記》書中指出，中央電視台將《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暴亂真相》等影片製作成錄影帶，發給162個中國駐外使館及多家外國電視台。

戒嚴部隊《通告》

6月8日，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佈第9、第10和第11號《通告》。香港《快報》的新聞標題形容，這三項通告「宛如閻王下催命符」。
第9號《通告》：「一、任何人不得在道路上設置各種障礙。二、任何人不得攔截、破壞各種車輛。三、任何人不得破壞各種交通設施。四、任何人不得圍攻、阻擾公安干警維護交通秩序執行公務。五、凡違反上述規定者，所有執勤人員有權當場進行處置。」
第10號《通告》：「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
第11號《通告》：「為了嚴厲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廣泛發動和依靠群眾揭發檢舉反革命分子的犯罪活動，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在市、區設立舉報電話。全市每個公民都有權利、有義務，隨時通過舉報電話或直接向公安機關檢舉揭發暴亂分子。『高自聯』、『工自聯』兩個非法組織的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高自聯的頭頭、工自聯的頭頭，是在首都煽動和組織這次反革命暴亂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以上兩種人必須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根據國際特赦協會於1989年8月底公布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有關1989年自6月3日以來徒手平民被屠殺、濫捕與即時處決的初步調查結果」指出，中國政府公開鼓勵市民相互舉報，並警告市民，若未向當局舉報參與違禁組織的人或其他「反革命」份子，就可能被捕入獄。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官

6月9日下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這是鄧小平在六四鎮壓後首次公開露面，顯示中共當局已控制北京局面，並破除鄧小平病重或逝世的傳言。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人，也一起陪同出席。因爲在學運問題上主張與學生對話而失去職權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胡啓立則未出席。
鄧小平當天的講話後來被重新整理成文件，向全國轉發，同時也為八九年民主運動正式畫上休止符。
在講話中，鄧小平仍將這次學運定調為「反革命暴亂」，指稱學運的目的「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並稱《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將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
最後鄧小平在講話中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也要繼續「改革開放」，並「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據《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境實錄》書中記載，鄧小平發表講話後，社會上立即出現傳單，上頭寫道：「這場風波的到來完全是以鄧小平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一小撮先是說學生搞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血腥大鎮壓。他們的目的就是冒充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封建法西斯王朝。」

戒嚴部隊搜捕「暴徒」

隨著北京局勢逐漸平穩，中國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秋後算帳，6月8日發佈的三項《通告》為大搜捕開啟了序幕。
9日，公安部發佈《要求嚴密監控動亂分子的緊急通知》，各地公安部門開始全面搜捕學生領袖和參與活動的市民。《東方日報》報導，當日至少有5部滿載士兵的軍車開進北京的大學區海淀，武警在各主要路口設置檢查站，多數人認為軍警在海淀區內大舉搜捕學生，並企圖毀滅軍隊血腥鎮壓的罪證。不過，由於北京高校學生採取「空校運動」，因此留在學校的學生並不多。另外，位於建國門附近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被軍隊包圍，不准任何人入內。
10日，北京市公安部門表示，公安幹警在戒嚴部隊群眾的協助下，已逮捕400多名「在反革命暴亂中參與打砸搶燒殺的暴徒，『高自聯』和『工自聯』的有些頭目已被緝拿歸案，一些潛逃的暴徒也紛紛落網。」據吳仁華《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記載，天安門城樓旁的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為戒嚴部隊臨時大監獄，關押大量在清場過程中和清場後拘捕的學生民眾，軍人們被當局煽動起仇恨，對被捕者不分青紅皂白地毒打，許多人受傷致殘。
同日，上海官方新聞也宣佈，歷經數日搜捕，有130人因涉及「散播謠言、毀壞交通和破壞通訊」而被警方扣留，而「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9位頭目亦被抓獲。

被捕與通緝

六四鎮壓後，隨著北京局勢逐漸得到控制，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皆對中央的決定進行表態後，當局開始大肆搜捕民運人士。
6月12日，公安部向全國公安系統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責令全國各地煽動、製造動亂的非法組織立即解散，其頭頭必須限期至所在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而包庇動亂分子者、隱匿武器及煽動性宣傳品者、持續串連違法活動者等一經發現，將依法從嚴處理。同日，公安部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勵之、李淑嫻通緝令」。
6月13日，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共通緝21人：王丹（7月2日被捕）、吾爾開希、劉剛（16日被捕）、柴玲、周鋒鎖（13日被捕）、翟偉民（隔年被捕）、梁擎墩、王正雲（7月被捕）、鄭旭光（7月被捕）、馬少方（13日被捕）、楊濤（16日被捕）、王治新（隔年被捕）、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8月被捕）、張志清（1991年被捕）、張伯笠、李祿、張銘（9月被捕）、熊煒（14日自首）、熊焱（15日被捕）。
6月14日，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通緝3人：韓東方（6月底自首）、賀力力（6月底自首）、劉強（15日被捕）。根據官方報導，14日當天有32人在北京火車站被捕，其中包括被取締的學生和工人組織的成員。
據《大公報》和《文匯報》報導，截至6月16為止，在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機關自首，其中包括「高自聯」、「工自聯」的頭頭及骨幹成員，「市民敢死隊」、「市民自治會」等組織成員，以及非法打砸搶燒的犯罪分子。而根據6月30日公安部向中央提出的報告，在六四鎮壓後的大搜捕行動中，全國共取締515個非法組織，其中718名非法組織頭頭到各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並有4368名非法組織成員及打砸搶燒分子遭拘捕。
對於中國政府大肆搜捕異見人士的作為，各國政府紛紛出面表態，稱：「逮補處決是對人類的一次侮辱。」